襄阳实施五色风险防控 推动“雷霆行动”重大隐患动态清零

为此，首先需要对我国宪法的角色和作用有正确认识和充分尊重（如能信仰更好﹚，才有助于推动宪法实施，走向依宪治国，建设法治中国。

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的规定，显然是无法从主权意义来理解的，而只能从财产权意义上来解释，即第10条第2款确认了（尽管并不够清晰）集体土地财产权的范围。但需要注意的是， 1. 如同上文已经指出地那样，这样的解释方案，不但会带来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问题，而且会让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一规定笼罩上文革遗产宪法化的阴影，并会让现行宪法的正当性遭受质疑。

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将作为管理者的国家（机关）和作为国有财产所有者代表的国家（机关）区别开来，在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管理等部门之外，成立中国国有土地总公司、中国国有矿产总公司这样的国有企业来代表国家行使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就像最近将铁道部被拆分为国家铁路局和中国铁路总公司那样，那就不仅能够避免整体主义的混沌的国家观，而且可以消解作为基本权利主体的国家防御作为公权力主体的国家这个观念迷思。[13] 1966年文革爆发后，在造反有理的口号的号召下，私有房屋和城市土地私有制被当作城市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条尾巴，成为革命的对象。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2）应当论，即城市的土地应当属于国家所有：（3）可以论，即城市的土地可以属于国家所有。理由在于：宪法第10条第3款仅仅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而不是必须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

很显然，这样的解释并不符合宪法条文本身的规范性质。[2] 陈甦:《城市化过程中集体土地的概括国有化》，《法学研究》2000年第3期，第108-117页。一个好的公众诉求表达机制能够非常好地处理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而不好的公众诉求表达机制则在公众利益保护中起不到任何作用，甚至形成新的社会矛盾和纠纷。

具体言之，公众诉求表达机制究竟是公法范畴的东西，还是私法范畴的东西我们并不明确。但应当肯定的是，中共中央提出完善公众诉求表达机制的要求是对治理国家大政方针作出的一个具有时代精神的诠释。正是这种颠倒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原理使公众诉求表达起不到使政府依法行政的作用。在国家根本法中确立了公众诉求的基本制度，也为其他诉求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法律基础。

在一个社会机制中正是这些公众的群体利益使社会形成了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利益群，甚至不同阶段之内的冲突和对立。因此将其纳入建设社会公众法治国家的轨道是必由之路。

我们建构公众诉求表达机制就是要使公众诉求表达中的权利与义务存在于法的范畴之中，使公众的每一次诉求表达都有法律上的依据。笔者在本文第一部分已作过分析。公众诉求表达行为与公众诉求表达形式有着密切的联系。公众诉求表达的认可是从程序角度论之的，即至少能够从程序上肯定公众诉求表达行为。

公众诉求的表达可以有法外与法内之分。公众诉求表达从法治化的进程来讲，在我国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可以根据我国的法治进程的断代来确定公众诉求的历史阶段，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4年宪法的制定是一个历史阶段，这个历史阶段可以称之为完全行政化阶段。在公众与政府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中，行政政策和行政命令更是起决定作用的调节规则。即用行政手段认可公众诉求的表达，这可以视为第一阶段。

北欧诸国一般都采用这样的模式。由此可见，解决社会矛盾和化解社会纠纷既是社会过程的组成部分，又是一国政权运转的基本内容。

我们也可能有要通过政府做一些市场在想象上是可能做到的，而由于技术和类似的原因使这样做具有困难的那些事项。公众诉求表达机制有诸多横向排列的制度，这些制度构成了公众诉求表达中的制度类型，不同的制度针对不同诉求中的利益类型或诉求类型。

作为公法性质的公众诉求表达的法治甚至还没有来得及考虑。第二，使公众诉求表达行为法律化。在种概念不需要界定的情况下，并不必然能够得出属概念不需要界定的结论。关于公众诉求表达机制究竟用几道纲统摄起来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就决定于行政命令而论，有些情况下国家通过行政命令决定公众诉求表达的走势。同时，公众还可以通过司法机构或行政机构进行诉求表达，此种多元的诉求表达机制在进入所谓福利国家⑥的国家形态中非常普遍。

我国何时成为法治国，现在是不是已经成为法治国等都没有一个确切说法。因此，表达行为中的法律规范和法律调整就是必不可少的。

  五、公众诉求表达机制的法治进路 公众诉求表达机制的概念是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中提出来的，其在目前情况下还只是政策范畴的东西。当然，这里我们还没有将一些公众以违法形式进行诉求表达的行为算进来。

例如，公众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而表达自己的诉求，公众可以通过来信来访表达自己的诉求，公众甚至可以通过写匿名信表达自己的诉求，等等。笔者认为，公众诉求表达机制的法律要件应当作出下列初步确定： 第一，公众诉求表达机制的基础是宪政制度。

公众诉求的路径和形式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有一些规定。例如，公众通过立法参与所进行的诉求表达，通过行政参与所进行的诉求表达，通过司法救济所进行的诉求表达，通过来信来访进行的诉求表达，等等。洛克就曾认为：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和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那么，公众诉求空间应当依诉求的类型不同建立相互区别相互并列的制度和机制，还是将所有的公众诉求都统一于一个机制之下，就是一个值得探讨并合理解决的问题。

因为在诉求形式和内容存在冲突的情况下，每种机制可能都会有所妥协最终形成法律规范。还有学者将法治政府解读为政府的构建是通过法律进行的，政府的运行是由法律规定的，政府的责任是由法律调整和究责的等等。

公众在有些情况下是对作为个体权利的诉求，有些情况下是对某种群体性权益的诉求，还有的情况下是对某种社会问题的诉求。在现代法治文明中，相关主体对程序规则的尊重成了社会关注的问题之一，程序的独立价值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目前而言，公众诉求表达机制法律建构的进路应当首先从下列方面展开。因为法律概念的统一性与否直接决定法律认知上的一致性和确定性。

但是，如果要对公众诉求表达机制进行法律建构时，在法律上对其进行性质的确定却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我们将公众诉求表达机制的建构理解为一定行为或一定表达形式的完善，那就大大降低了公众诉求表达机制法律建构的价值，也曲解了这个概念的涵义。例如在一些公众写联名信的诉求表达中形式与行为就很难予以区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

但由于预算参与和监督渠道的不健全，无论是政协还是新闻媒体所蕴藏的预算监督潜力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对预算公开的监督和推动作用都比较有限。其二，预算审议除国家安全上之理由，而应守秘密之部分外，应该完全公开，使编制机关与审议机关同受国民之监督。

1．预算参与适格主体的建构 地方政府为了更好满足社会主体的需要，必须与社会主体进行预算协商，即社会公众必须以某种方式选定如何集体地和个人地使用其资源，必须决定政府财政预算的适度规模，以及财政预算组成项目。对此我国浙江温岭民主恳谈式的参与式预算改革值得借鉴，一是政府预算案的提前公开。

(一)预算权的规范化进路 现代预算法治发展历程表明，预算公开制度的产生首先在于强化对政府预算权的控制，预算权主要在公法范畴内(如议会、政府)予以配置，预算权的规范化可归纳为一种强调控权性的公法进路。否则，仅靠政府自我约束，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权力滥用与行为异化。